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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纪实发布:2017-08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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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多年来,作家袁凌不停地试图返回乡村,却一次次被世俗逼回城市。如今他的前半生已过,里面尽是文字的追逐、陪伴与煎熬,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回归。
作者 | 三桃
谷雨撰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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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回到这个城市,上身是浅蓝色细条纹短袖衬衣,尖尖的头顶是多年思索馈赠的盐碱地,不生一毛,泛着亮光。他谈不上英俊,自走出这个陕南小城,他一直无法抬头直视城里姑娘的眼睛。她们简直是仙女,而他这个土八路不敢高攀。有人形容他是文学界的凤雏,他的作品文思缜密、细腻丰厚,里面有着生死、土地、自然的真实纹理,苦难带着山土的气息。他眼睑延伸出的皱纹如同是被太阳灼烧出来的,参差的牙齿带着烟丝的焦黄色。其实他不抽烟,山里的水氟含量超标,那一代的山里孩子都是这样。只有当他开口讲话时,别人才会意识到,他是一个有着灼见的文人。他是非虚构作家袁凌。记者出身,特稿成名。如他这样的作家,大多早已过上优越的生活,只有他仍在出租屋内写作。别人在城市里买了别墅洋房,他却在大山中买了土屋。他接受着乡里人世俗的鄙夷,也默许了城市人对这种清心寡居生活的质疑。他在准备一部著作。目前为止,他已出版六本书,拥有一大批读者。但他说,那本书才是真正的著作,他必须为之复命。他的上半生已过,里面尽是文字的追逐、陪伴与煎熬,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回归。
袁凌返回自家的青石板土屋。摄影/三桃袁凌返回自家的青石板土屋。摄影/三桃

回归土屋

6月末的一个上午,经过18个小时的火车旅途,袁凌再次抵达家乡安康市。走出火车站的大门,阳光下他的皮肤显现出干净的淡黄色。他的大腿健硕有力,是二十年前在上学的山路上锻炼出来的。他快步向安康汽车站走去。他要去平利县广佛镇的山村土屋。这里是大巴山脉的中部,周围绵延着五百公里的褶皱带。几亿年前,地壳隆起,将大巴山区挤压成层层叠叠的山体。吴家土屋坐落在镇子四公里外的一个山谷里,里面住着朋友吴立志的父亲——吴家唯一一个遗留在大山中的男人。
吴家土屋。摄影/三桃吴家土屋。摄影/三桃
土屋的正房被粉刷为石灰墙,后加盖的厢房是黄土墙,地基从斜坡上用石头垫砌起来,层叠的青石板和黄白拼接的墙体嵌入青山。山谷中还有其他几间破旧的土屋,一位老人坐在土屋前打盹儿,智障的媳妇剁着猪菜,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女孩躲在破损的木门后,对进入山谷的陌生人投来好奇又胆怯的目光。山中老妇大多跟随儿女进入了平利县城或广佛镇生活,老汉们则是那溪涧里又硬又僵的石头,有的进城不到一个星期就逃回山里,再也不离开土屋。吴立志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。吴父个头不高,穿着红色的汗衫,精瘦、沉默,抽烟的时候总低着头。十多年前袁凌来到这里时,土屋不像如今这般孤寂,侧屋火坑旁还坐着吴立志的二家公,屋里忙碌着吴立志的妈妈、妹妹、弟弟,晚上大家围着火坑唱歌,讲述十里八村乡人的故事。故事的采写从二十年前已经开始。1994年,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袁凌立志扎根乡土。他从初中时开始写故事,高中时写诗,在头脑中不知何时已种下了一种意识——真正的创作必然是植于生活的,而有爆发力的作品一定是从生活生发而来,就如同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境界。哪里是最熟悉的生活?生养自己的大巴山村。毕业后,袁凌申请分配在了平利县的城关法庭,因为这个乡镇法庭从未有大学生回来过,同事们疑惑,你不会是假冒的大学生吧?袁凌忍受不了同事的猜疑被迫离开,进入安康师专教书。那时他已经意识到——他第一次回归乡土已告一段落,他不仅没有回到乡村,反而远离了城市的中心。1996年,袁凌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,以求学的方式重新回到大城市。研究生毕业那年,《重庆晚报》打电话来发出工作邀请,袁凌只询问了一句“你们那儿有没有农村?”电话那头回答,“我们这儿到处都是农村。”于是,袁凌在重庆做了四年记者。做记者是适合袁凌的。此前十年,袁凌认为是自己创作的黑暗期。他写的东西无法界定,不是优乐娱乐也不是小说——小说注重故事情节,袁凌只是在记录生活的真实状态和经验。他认为,“农民每天就是下田劳动,如果你总说,在农村厕所就能遭遇白花花屁股的情节,那不是真实的”。在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中,他用细腻的感知记录了自己经历的死亡故事,那是一种真实自然的感官呈现与记录,故事被小片小片地撕扯下来,既不会有报告文学中还原过程的刻意和用力,又不会有人物心理虚化的描写,仅仅只是记录。袁凌喜欢这种自然真实的状态,他认为相对于那些观念,将真实的生活经验记录和保存下来才有价值。但在九十年代,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无法理解这一套解释,在十几次投稿被拒后,一次袁凌给编辑打去电话,编辑在电话中嫌弃地说,“你怎么又来了?”这句话让他陷入了无限的羞愧与挫败。那十年里,他一直在写,却没有发表过一篇稿件。二十年后,已是知名特稿记者的袁凌仍在回归乡土。大香河的这片山谷他已来过十几次。一间土屋的墙壁上,糊在木窗上的黄色油纸泛着陈年的气息,响震天的花鼓戏声从一间黑暗的土屋内传来,猫爬上窗棱,似乎已独自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。几百年前,大香河河谷是一个繁华的交通要塞,溪流边有成排的屋舍,往来于川陕两地的盐商货商络绎不绝。如今这里只有零散的住户 ,而吴家土屋是一个据点。
土屋。摄影/三桃土屋。摄影/三桃
中午11点多,第一个访客——一个左眼眯缝红肿的老汉来了。“姑娘出嫁了,家里就剩一个智力有些问题的儿子。”袁凌对这条山谷里的每一户人家似乎都知根知底,农人般的形象让他与一辈子未走出过大山的老人毫无隔离感。“老人家身子骨还硬朗罗!”袁凌的陕南话自然顺溜。
袁凌在土屋和一位一辈子未穿过鞋的山里老人交谈。摄影/三桃袁凌在土屋和一位一辈子未穿过鞋的山里老人交谈。摄影/三桃
土屋后有个木屋,里面曾经放着吴立志二家公的床铺,床铺对面是一口油亮的棺材。袁凌作品《床与棺之间的生死界限》这样形容火坑边坐着的二家公,“脸上是笑着,柴火照亮了无数皱绉,却又留着绉子里的阴影,像是屋檐下灯火的余光,落了一点在荒地土坎上。在他微微向上敞着的眼窝里,存了最多的火光,眼睛眯成一条线,避免光线从眼底漏掉。”在吴家土屋的院子,他舒服地坐在在阶前的木椅子上,用脚抚摸着吴家的土狗,似乎是这间屋子的主人。

回归者们

袁凌要去看望在筲箕凹老屋唯一的老人——三舅娘。袁凌称广佛镇和香河村为低山区,筲箕凹则是高山区,山更高、峡谷更深。清早阳光从山脊露出来,云朵踩在脚底的山腰里,青山上方朝霞弥漫、云蒸霞蔚。但筲箕凹距离广佛镇有十几公里山路,没有车的袁凌只能求姐夫一同前往。三舅娘所在的院子,是袁凌和姐姐出生和长大的地方。据说,母亲嫁到八仙镇豹溪沟村,第三天回门后再也不肯去婆家,就留在了筲箕凹。在袁凌上中学的那年,母亲跟随父亲搬到了广佛镇,院子里的老屋就空置了。如今,三舅娘和大表哥分家后,就搬到了隔壁袁凌家的老屋,而上面一排三个舅舅的土屋都已经空置了。
已空置的土屋。摄影/三桃已空置的土屋。摄影/三桃
姐夫不在这排土屋长大,也没有兴趣探望丈母娘的祖宅;因为汽车开过十几公里的水泥路,还得走3公里碎石上山路,姐姐心疼自家的车。最终,小汽车还是驶入上山的泥土路,山脚已经消失,从车窗往外看,车体和盘山路已悬浮在云雾之上。半山腰的一小片平地上出现两排青石板屋顶的土屋。三舅娘坐在炉火边,神态安详,脸上的褶皱并没有显示出她的老态,凸起的皮肤反而光滑纯净,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灵秀的山中女子。大家围坐在炉子边,袁凌拿出在镇上买的红提,小心翼翼地剥皮,一颗颗递给三舅娘。老人安详地讲述舅舅家表兄姐的近况,话语清晰流淌。她讲述山那头人家的病痛,回忆袁凌小时候的情景,安静的神色里没有一丝波澜。“那时候你们(袁凌和表兄弟)几个吃三步跳(一种类似于山芋的毒果),后来都肚子痛得打滚儿,灌了粪汤才吐出来。”袁凌与其他山里孩子不同。他天性细腻,对大山中的一切都有通情的敏感,对成长中的点滴人、事、物和自然,都了熟于心。他写山里人的庄稼、野菜、野果,田中的石头、土屋的青石板、黑暗的灶屋、屋后的梨树、土屋前坡地上开辟的菜地,写母亲、三舅娘、舅舅、邻居和镇上来来往往的人……他写作的世界早已超出了三舅娘的视野,但儿时的故事很多都来自于这位火坑边的老人。“你看,灶里的火在笑!”一辈子生活在山里的三舅娘说,里面带有与大山的对话,这种通灵只有袁凌懂。儿时在河滩边玩耍,小伙伴们都向河水中扔石头,袁凌无意中砸中了一只水雀。孩子们疯跑向水雀掉落的地方,提议将水雀烧着吃掉,只有袁凌护着死雀,在怪异的目光中将它埋进了土里。“镇子上哪儿有空气哟!”在广佛镇同女儿住了一个星期后,三舅娘坚决回筲箕凹,成了其他山里人眼中的怪人。三舅和其他亲人的坟都埋在这里,晚辈人说她是“不跟活人过,跟死人过”。面对三舅娘,袁凌犹如在孝敬自己的母亲。初中那年,母亲仓促离开高山区,直至去世也未能返回筲箕凹。母亲的坟就在广佛镇边,五道河上游的拐弯处,是一座用青石板在半山腰垒成的圆冢。每次回到广佛镇,袁凌都会去坟上看看。他抚摸着青石冢,从半坡上往下俯瞰五道河,环视群山。“你看,这座山四周,金山、木山、水山都有了。这是一座莲花山,坐山望水,是一块好地。只是地势高了些,不过也好远望筲箕凹。”“袁凌这个人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,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到了一个毫发毕现、看得清楚也能叙述得出来的程度”,梁鸿这样评价袁凌。三舅娘年老体迈,腿脚不便,已不能为袁凌张罗饭食。在姐夫的催促下,小车重新驶向下坡的山路。三舅娘出来送行,一年又一年,上排的老屋上已长上了茅草,物是人非。袁凌跟三舅娘说,合张影吧!三舅娘杵着梨树拐棍,安详站定,如同深山里的主人。
袁凌和三舅娘。摄影/三桃袁凌和三舅娘。摄影/三桃
清晨,大山里鸟叫溪鸣,吴父睡的里屋漆黑一片,但门虚掩着。一夜过去,吴家火坑的炭火仍然很旺,发出窸窣爆破声的,是吴父半夜起来加的新柴。儿子吴立志在县政府工作,但他还想在大山中成就另一番事业。他在自家山中垦出了几十亩的茶园,但父亲无心帮他打理。吴父仍喜欢过去的生活,农忙下地种菜种粮,农闲跟伙计们喝酒侃大山,雪天出去打猎。大山里的其他单身汉子们也是如此。虽然大山里走出的孩子吴立志仍然喜欢在山谷沟涧里抓鱼,但他对于大山,是另一种宏图伟业的抱负,已不能理解这些遗落在山里的男人们浑浑噩噩、自由懒散的生活方式。对于吴父,袁凌是理解的,他说有一天,他会像吴父那样在土屋里度过余生。

父亲

这次回县城时,袁凌和父亲见了一面。父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佛镇唯一一个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,一生不满于留在乡镇医院,退休后终于进入县城。袁凌笑笑说,“打工”。在女娲山下的一间药房里,清瘦矍铄的父亲在药房玻璃门旁的一张小书桌后“坐诊”。袁凌见到父亲,二人站立在药房门口的台阶上。“晚上去家里吃饭啊?”“不去了。”父子二人一问一答,话语总共只有两句,沉默了片刻后,袁凌离开了。袁凌对于父亲有着一种多年压抑的情结。袁凌出生后,父亲去念大学,留下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,家里仅有的鸡蛋还需要带给学校的父亲,母亲的艰难,让袁凌与父亲之间有种无法言说的疏离感。从医科大学毕业后,返回广佛镇的父亲流动在各个乡区医院,这让儿时的袁凌和哥姐从未安定地居住在一个地方,家里的家具在搬家中磕磕碰碰,没有一件完整的。“有一年从这个家里出去上学,等放寒假时发现要回到另外一个住处。”颠沛流离的童年让袁凌产生了强烈的乡土归属感,他更珍重乡土中的安定。
广佛镇距离平利县城25公里。摄影/三桃广佛镇距离平利县城25公里。摄影/三桃
在《重庆晚报》工作四年后,记者袁凌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的优乐娱乐报道,他希望自己更加贴近社会和一线,做深度报道。他向《南方周末》投简历,但并没有收到回应。2003年,袁凌考上清华大学的博士生,在思想文化研究所研读古代史。总是能顺利进入名校,这对袁凌来说并不是一个奇迹。从放牛班到镇小学,再到安康市一中,他一直是学校的第一名,高考再次以学校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西北大学。进入大学,袁凌比其他学生更为内秀。从陕南山村进入西安,在大学里,穿着红色绣花袄、床底塞着母亲出嫁时黑色大木箱的袁凌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,他认为,城里的姑娘就是仙女,他是配不上的。谨慎的生活总会让人极易担心失去,所以很多时候,袁凌的原则总是在严防死守——守住某一样最重要的。儿时家里的穷苦让袁凌对物质条件有着更加明显的保底思维,他觉得物质可以放低一些,保住写作就行了。在清华读博士的第二年,他得到《新京报》的工作机会,可以进行一线的优乐娱乐采访写作。于是他断然退学,这让导师葛兆光感到深深的不解。挽留不住袁凌,葛兆光就回复说,“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,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”。2003年,在《新京报》,袁凌写作第一篇报道 《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》,首次披露了 SARS药物试验患者的身体状况,胡舒立评价这篇文章“为调查报道立了范儿”。但袁凌真正做实国内知名特稿记者的名号还是在2012年之后,他报道了陕西煤矿务工人员的尘肺病现状,写作了《血煤上的青苔》、《尘》,后又创作出《守夜人高华》、《走出马三家》等经典特稿,奠定了在中国优乐娱乐特稿界的位置。袁凌的编辑罗昌平回忆,他至今能背出那些《血煤上的青苔》中的句子:“因为他们是残废者,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殓起来的人”;“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……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,没有镜头的聚焦,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,没有怒斥和追责”;还有《守夜人高华》中的引题,“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,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,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。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。”胡舒立说,“他(袁凌)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认知使我敬佩。”作家野夫说,袁凌面对巨大坚硬的现实,是在以刀刻斧斫般的文笔去解剖这个世界。而作家刘瑜说,“袁凌写调查、写故事、写历史、写现实、写社会、写个体,不管写什么,他的文字上面总有一层毛茸茸的、轻轻颤动的诗意。”2005年,在已经创作出多篇轰动一时的调查报道后,袁凌进入新浪网,任职优乐娱乐中心主编,年薪近三十万,配有新浪股权。那是他职业前景最好的时期,但又一次的回乡冲动让他的人生从此远离普世价值中的成功。他辞职回到父亲祖辈居住的八仙镇,寄居在一位道士居住的粮管所里。那几年,每一次过年回乡的见闻对他都是一次触动。筲箕凹村依傍的八道河上修建了很多小型水电站,河流截断,很多鱼干臭在枯竭的河床上;田地消失了,年轻人搬到了县城,山里只留下老人和土屋的断垣残壁。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次乡土剧变,千百年来村庄的第一次消亡。 “不管怎样,那个地方养育了你,你应该去见证它,就算你做不了别的。”除此之外,袁凌潜意识里也在恐惧,忙碌的工作、优越的待遇正让他走进一种“成功人士的人生”。就在辞职前,他刚刚目睹了一个同行的新锐作家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,从此再不提笔。后来,回到山村的袁凌驻守在丈母娘路边的小卖部里,每天听来来往往的山里人讲述自家的悲喜。有一次,一个老汉经过小卖部,向丈母娘讨口酒喝,说自己不想活了。丈母递出一小杯白酒,老头喝完后走了。当天,这个老人就死在八道河的一个浅滩上。后来他的特稿中,那些尘肺病人也就生活在八仙镇的山村里。“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,每座老屋的床铺上,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。人口不到三万的八仙镇,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,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。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。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,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,没有醒目的机会。”袁凌在《血煤上的青苔》中写道。梁鸿是评价过袁凌作品最多的作家,她说,因为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,袁凌的语言和叙事绵密细致,如清泉缓流,点滴注入,持久跌宕。深入的乡土生活让袁凌文字灵动而有气质。非虚构作家南香红说,“在袁凌的书里,他描写的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生命的,比如他写土豆,你会觉得那土豆是特别有灵性的,好像一种精灵。每当它被刨出来不小心捣破的时候,就会流出汁液,好像在哭泣呼吁。”2006年,在小卖部寄居的袁凌每天都在写作,但却丧失了生活的经济来源。在八仙中学任教的妻子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,这让袁凌背负了巨大的愧疚感,时刻忍受着村里人的非议。大半年后,丈人去世,丈母娘改嫁,袁凌再无寄居之处,只得就势返回北京。“失败就失败了,没有其他什么情况。”这次返城对于袁凌而言,是十几年返乡战役的终极失败。

世俗

回到北京的袁凌已经三十四岁了,他发现媒体的记者都已是年轻的小辈,曾经在新京报的同事已是主流媒体的骨干。在城市辗转了几年,袁凌在多家媒体干过,最终在《凤凰周刊》做到编委和主笔,但他仍只想做记者,于是三十八岁那年,他再次辞去报社职务,重新面临职业危机。“罗昌平帮了我。”2009年,袁凌进入罗昌平负责的《财经》杂志法治组。曾经同是《新京报》的兄弟,如今成了兄弟手下的记者,主管编辑丁补之当年也是新京报的小弟,这里面多少藏有一丝尴尬。回归并没有终止,袁凌的扎根乡土变成了每年数次的返乡探访。眼下哥哥在周边城市高速工地上打工,姐姐家无论如何招待,仍有对待远方客人般的客气。姐夫早年在外面矿上做管理,是见过世面的人,也看过袁凌的文章,姐夫和小舅子间倒有着姐弟没有的尊重和理解。从山里回来后,姐姐发现车辙上的泥土,姐夫一句玩笑掩饰过去了。但随后,袁凌走进姐姐整洁的院落,姐夫又追着喊了一声,“换拖鞋!”只有七岁的侄女和他亲昵无间。“晓艺,你还是头发扎起来,变成两个辫子,抬头我看看,这样好看。”袁凌用手给侄女捏起了两个马尾,认真地研究,侄女在格格地笑。吴立志的丈人也是能人,在镇上做屠宰生意三十年,如今自家的楼房占据了镇子三岔路口的黄金位置,二楼的住房两百多平米,犹如迷宫;楼下的住房则租给了商家做超市。见到隔三差五从大城市回来的晚辈袁凌,吴家丈人也会热情地招呼,打探袁凌的近况。袁凌经过三岔路口时,吴家丈人瞅着了机会。“袁凌在城市里买房了么?”吴家丈人第一句就问。“以前在西安买过,后来给前妻了。”袁凌老老实实作答,里面似乎有着牵强又无说服力的解释。“在外面这么多年,存了不少钱吧?”吴家丈人再问。袁凌尴尬地离开了,没有清晰交代账户的存款。在乡人的世俗眼光看,袁凌是不成功的。显然,他们并不清楚,有些人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定义的。而书写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,袁凌太清楚吴家丈人的想法,过去十几年的返乡中,他的内心也在不断承载和消化这种无形的羞赧和压力。袁凌没有去父亲的住处。那是药店老板不用的一间靠山的平房,屋内光线昏暗,家具简陋。对于父亲,袁凌并不能做什么。自从选择了文学这条路,他打破了乡人对这个地方高考状元的想象,他并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开着好车,用财富四处恩赐着贫穷的亲戚和乡人。他只是一名当地人没怎么听说过的作家,在乡村县城四处游走,如同一个不务正业的怪人。父亲曾期望儿子进入政府做官,如今已经看清儿子的前程不会像其他后生那样风光。这么多年,袁凌一直在准备着的那项事业——那本真正的著作,既使说出来,乡里人也弄不明白,文字的东西毕竟不像一所大房子、一辆好车和账户里的存款那么具象。其实袁凌也买了房,只是和吴家丈人预想的不一样,那是一间坐落在八仙大山溪半坡上的土屋,屋前长满了青草,屋后埋着一截水管,水从山谷里的泉水中引来,滋滋地流在草地上。袁凌在他的文字里写道,这流动着的水管“像是有一个灵魂专意藏在地下的”。

井喷

如今,在首都北五环外回龙观出租社区的一栋居民楼里,微弱的光线未能从两端的卧室进入黑暗的客厅,一面的小卧室带着厚重的老式阳台,小窗边放着袁凌的书桌。每天早晨,袁凌会在社区间的城中村街道吃早餐,餐后准时回到这个房间的角落。这里墙壁灰暗,但仍有阳光从窗户射入。写作如同现实生活的伴侣,有时让人畅快淋漓、心情舒畅,有时则是一种不满的煎熬。墙角的书柜里挤满了书,摆不下的书延伸到另一面墙边的单人床铺上。中午袁凌会自己做饭,简单地炒个菜或下碗面条,傍晚会在社区间的农田间走走,夜晚仍回到书桌前敲打键盘。这几个月,他在服用父亲开的中药。几个月前的一次采访中,他碰到社区里免费测量血压,顺手一测,高压竟然达到了180,这让他过去几年的头痛有了合理的解释。但中药服用了一个多月并没有太大效果。在城市多年,他中年时才发现医保的重要。一次次返乡让医保的缴费被节节切断,最终没有半点帮助。他在出租房回忆过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返乡抉择,反思“如果当时在清华继续读博,户口就不会打回老家了。”但他却没有后悔,因为这些年,他最大的成就是坚持了写作。如今这个出租屋已经租住七年了,他随时可能被房东赶走,作为流动人口,他还被要经常被检查各种证件。中年的身体已危机四伏,长年写作留下脑血管痉挛的毛病,他思考时甚至能听到嘣嘣的跳动声。在返城的头几年,他一度认为自己不行了——回乡失败,作品没有发表,蜗居在简陋的出租屋,年龄大了没有社保,一直期待有人陪伴却在城乡往复中无法成家,一年又一年的时光在写作和压抑中流淌。2014年,袁凌的作品似乎在突然间井喷了,在随后的三年里,他连续出版了死亡故事集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、乡土小说《我们的命是这么土》、解析唐诗的《在唐诗中穿行》、非虚构风物纪实《从出生地开始》、秦城监狱历史人物的故事集《秦城国史》、特稿集《青苔不会消失》六本著作,成为了国内非虚构领域最为高产的作家。那本真正的著作还没有出现,他仍在准备着。书桌前,他向嘴里塞了两颗干果压一下服药后的反应。他知道,大城市的住所,永远不会是内心安宁的地方。他仍喜欢呆在土屋里。傍晚,雨后的大山雾气朦胧,山体的阴影投射在吴家土屋前的院子里,土坑里的柴火烧得正旺,吊罐里飘出腊肉的香气。袁凌在大门前伸展手臂,长舒了口气。听说城里来了客人,山村里的三个单身伙计在傍晚时分齐聚吴家土屋,等候畅饮。木桌上摆着各式腊肉。四个乡村老汉、一个作家和一个回家的政府公务员——六个男人喝着白酒侃起了大山,他们从中美局势、南海冲突、朝鲜半岛侃到国内的政局,作家和公务员各抒己见,山里人也有自己的朴实见解,巴山夜雨的土屋中一片欢腾祥和。第二日,袁凌和山里人一样晚起。吴立志在为第二日的上班安排日程,建议在上午的小雨中下山,本计划再住两日的袁凌只好客随主便。他在火屋坐了半饷,临行时站起身说有些犯困,然后钻进厢房铺盖里,躺在了90年代红袄姑娘的年画下。他的袜子随意地扔在在凸凹不平的泥土地面上,窗下脑袋泛着亮光,他传出安稳的鼻息声,仿佛那是人生最后一次休憩。(本文为腾讯谷雨支持作品,由地平线工作室创作,授权请联系谷雨故事。)

关于袁凌

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县。作家、媒体人,现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。发表《走出马三家》、《守夜人高华》、《血煤上的青苔》等特稿作品,出版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、《从出生地开始》、《我们的命是这么土》《青苔不会消失》等书。腾讯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,南方传媒两届年度致敬记者。
谷雨是一个致力于支持中国非虚构(Non-fiction)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,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、陈一丹基金会共同发起。寻找优秀的创作者,也寻找优秀的作品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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